表面上看来，是反对PX工程，是抵抗阴谋论，不承认他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是抗衡空气中凝结的恐惧，其实到最后，发现是为了战胜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应和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让功利的我、屈服的我、在阴谋论里熄灭的我占据我的身体，不让它们成为自己的毁灭者。
文/连岳
一
声明：本文提到的所有恐惧感觉，可能纯粹只是我的幻想。

我想安安静静地做个普通大陆人，当我想念老父亲时，可以拿着台湾护照随时回去，当我回来时，我是普通的大陆人，不会有人觉得我是台湾人。我的普通话很好，真的。可是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无法实现。
文/陈婉容
Avignon的烈风呼啸声，让我想起台湾每年夏季都会光临几次的台风。不同的是，avignon刮大风的时候没有雨。
我拿起老师准备的面具，表演课上，和我的法国同学一起站在舞台上，面具的形象是什么，我就演什么。台下那个比刘力扬还帅气的法国女同学Claire投来鼓励的目光。

从3年前我做出待业决定的那一刻起，音乐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小学的时候省吃俭用存钱买磁带，初中的时候听着BEYOND的歌学弹吉他，也不是高中的时候为了组乐队而逃课。梦想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小时候脱口而出的“当科学家”，也不是中学时候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我的梦想，也许在某一天就会把我压趴下。
文/张清源
我叫张清源，男，1984年出生，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我是一个典型的“80后”，也是一名北漂的彝族歌手。
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80后”这个词突然开始流行起来，“80前”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总结，得出了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数个共同特点：没有责任心、自私、叛逆等等，毫不留情的将“80后”这个词语定义为一个贬义词。

当别人用混乱，堕落，迷失来形容我时，我的实际感受却相反。因为这些年宝贵的经历，给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我不再依附于男性设定的标准生存，我争取两性共处的平等与尊重。
文/木子美
在木子美成为一个符号后，接受外媒采访时，经常被问到2个问题：你是女权主义者吗？你作为中国性解放先锋，如何看待中国性观念的变迁？当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时，我会给他们讲成长故事。有次记者见到我，就很有趣地说：我不想问你什么问题，你从你的零岁讲起。我出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一年那一月，如今改革开放30年，我刚好满30岁了。作为同步成长起来的个体，一个人的改革开放史也算是缩写吧。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工人。幸运的是，我妈妈是个感性而开明的人，这与她年轻时热爱读福尔摩斯小说，又追求文艺浪漫有关，她是个鼓励独立思考，独立选择的人。小时候，她对我说过2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一是：妈妈是你的朋友；二是：不管你选择了什么，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甚至到今天，我都可以坦然地告诉她，我做了什么，我怎样生活。

我们办酒吧的目的其实是让人们来的时候会说，哦，我知道今天晚上是谁来表演，我就是为他而来的，我就是要听他的音乐。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境界，最大的自豪感。
受访口述/DJ v-nutz 王冬青

王冬青

我怎么听得懂，怎么能接受我的同胞说，那些都是外地人？究竟一个国家有多大，可以分裂到一个地域的人漠视另一个地域人心里的凄凉。究竟一个北京有多大，可以就那么轻易的以自己为中心而视别人为外围呢。究竟一双眼睛有多大，可以那么多的承负了一颗心、一个地域、一个阶级的苦痛和悲伤。
文/席越
当加航的飞机慢慢开始滑行时，望着窗外的北京，我泪流满面，离上一次回北京只有4年，但故乡也许陌生得我永远无法理解了。
那是2002年4月，我工作后终于靠自己攒起的钱休假两周飘洋过海回来看父母。

我的中国梦，就是中国人赶快醒过来，看看我们本来做的梦是不是对的。跟着全世界一起做梦，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做梦。中国梦也是世界的梦。不要用财富来衡量梦想，也不要用别人的梦来当作自己的梦。
受访口述/McYan 陈广仁 （中国香港）
怎么说我的身份呢，比较多重，独立制作人、艺术家、涂鸦、音乐、设计、展览……多重身份，多个平台。如果一定要说清楚，我觉得我是公共知识分子里面比较低级的，这个称呼我很喜欢，很好玩。我是来自街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不要当高级的，高级很麻烦。
即便不去法国，我现在肯定还是在做艺术工作，肯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环球银幕画刊》上看到过让·保罗·贝尔蒙多的一张生活照。照片上的他站在一面墙的书柜前对着镜头微笑。我起初以为他后面的书柜上都是书，后来仔细看才发现一墙全都是原版的故事片录像带。我当时想，这小子真他妈有钱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满满一墙的电影录像带就幸福了。
文/老罗
1995年，我在音像世界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图片非常难看的广告，广告里的产品是万燕VCD影碟机，"世界第一台家用VCD机"。
在看到这个广告的三个月之前，我刚刚用我在韩国工厂打工一年赚的血汗钱买了一台LD影碟机和十来张影碟。LD影碟通常要四五百块钱一张，并且没有盗版，所以我虽然一直都非常喜欢电影，但最后买的却都是摇滚音乐会的影碟。因为电影通常只能看一遍（一般说来），而音乐会的录像就可以反反复复地看。由于中国当时只有硬件没有软件的实际情况，这台倒霉的影碟机和我家里较早之前同样倒霉的录像机一样，在无奈的一生中，它们只播放过不到一百部录像片就寿终正寝了。这使得它们具有的一些特征，比如"超长寿命激光头"、"超硬耐磨磁鼓"等等，显得多少有点可笑。我常常胡思乱想，如果它们死后见到它们在日本一起出生的那些兄弟们，会不会觉得很没面子。作为一个名字叫做player的家伙，一生只play过几十个片子，这应该和一匹一辈子只有两个子女的种马一样窝囊吧。它们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闪亮出生的时候，一定没想过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到一个跟它们的祖国有宿仇的第三世界国家去一辈子播放那些翻录了几百次都开始掉粉了的劣质录像带或是没完没了地播放十来个差不多的演唱会录像吧？也许我那台录像机的命运比起LD机来，还算好一些（至少我觉得），毕竟在它一生播放过的一百来部片子里，有百分之七十是毛片。

我们在1999年的反美游行，不是因为对于死者的悲痛，而是因为对于“敌人”的愤怒与兴奋。这一切，都注定它迅速地被当天热血沸腾的主角们遗忘——几年后的一天，一位朋友无意中问我，当年被炸身亡的三位烈士的名字时，我努力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出来。
文/曹国兴
1999年5月8日傍晚，我正在大学校园的水池边闲逛。这时学校国旗班的同学穿着假军装一路小跑过来，领头的班长让队伍在国旗下立正，嘴里振振有词地说着什么。源于好奇，我和另外一些闲人便围观上去了。听了好一会才明白：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给炸了，还有人员伤亡。班长还说，校长已经赶去省里开会了，研究下一步行动，国旗班作为政治素质过硬的大学生，要积极准备，响应组织的号召。最后班长举起右拳高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不可辱！
我连忙赶回宿舍把消息跟大伙说，在当时信息严重依赖报纸的时候，同学们还将信将疑，直到大家打开收音机，才最终确定了这个事实：大使馆真的被炸了！

2012年奥运会将在伦敦举办，我现在手下征战联赛的这批球员，都是伦敦奥运会时的适龄球员。我想，届时如果国奥队中有更多我手下球员，缔造中国曼联的梦想，就算基本上完成了。
受访口述/徐根宝 整理记录/阿良
那是我眼中堪称中国职业联赛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场商业赛，1999年的夏天，曼联头顶英超、足总杯和欧洲冠军杯这三冠王的荣耀，来到上海和我昔日执教的申花进行一场友谊赛。当时，曼联主帅弗格森亲手培养出的吉格斯、贝克汉姆、斯科尔斯和内维尔兄弟，把欧洲足坛刮起的红魔旋风，带到了上海。
1998年，我带领大连万达队夺得了当年甲A联赛的冠军。如何继续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我想了很多。第二年我从从大连万达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决定用培养青少年这个方式。我记得，小平同志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再说，我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经验。毕竟，几年前我曾经培养过杜威、孙吉、孙祥这批有线02球员，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把这支球队转手给了有线电视台，但是这批人，后来是申花夺取2003年联赛冠军的功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次经历，还算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