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曾经在天安门摆摊的年轻人，梦想的起点，就是天安门前的那架照相机，那时候，我想有个单位，后来我有了，并一直在单位里到今天。

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第一任制片人张步兵。1978年夏天，我在天安门摆摊照相，响应中央的号召，搞“生产自救”。当时回城的知识青年太多了，组织也解决不了，我就和胡同里的一个叫陆虹的小伙子，扛上马扎，去天安门给人拍照。

我在广场上的时候，背后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像。天安门哪，这可是伟大祖国的心脏哪，谁来了北京不去天安门，谁去了天安门不捏两张照片儿？生意出奇得好，一天能拍10卷胶卷，一卷12张，一张照片收人七毛五，算算成本，才两毛钱。两人晚上分钱，能分个二、三十块。照片在暗房洗好，次日再给人按地址寄过去。

彼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才不到三十块。我们沿着南池子往王府井走，挨门挨户找馆子吃饭，觉得自己就是一财主。偶尔还出京旅游，不过都是北京周边，钱花没了，就回来继续给人照相，小日子过得特滋润。我们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个体户，1978年的夏天，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

天安门给人拍照

1978年，我的“华东门摄影部”

手风琴

但我老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资本主义尾巴。每天挣这么多钱，不用申请执照，不用向组织汇报，不用向街道上缴，自己挣钱自己花，完全不在组织之列，是个“没单位的人”。当时大家都有单位，单位管吃饭穿衣，生老病死，所以我老觉得自己没什么安全感。而且大家都迷信国营，这个小摊子，不是个办法，大家不一定相信我。

不过这难不倒我。我去商店买了六个锡活字，拿回来用皮筋儿绑起来，蘸了油墨，往信封上一盖，赫然六个大字：东华门摄影部。这就有点国营的意思了。我住在东华门，街道居委会大妈前两年还拿荣宝斋的描好的画儿让我上色，一张画一毛钱，画坏了给人赔。每天还定额10张，后来画画的胡同小子多了，分五六张，就不好玩了，我就扛了相机到天安门。

像我这样能“自救”的年轻人着实不多。当时还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回城都不好好干活，很不着调。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很靠谱的有为青年。襄樊有个地委领导来北京中央党校上课，在天安门照相，就是我照的，但给人洗坏了，于是我就把七毛五分钱给人汇过去，还写信不迭地道歉，里面夹了一张小条，说以后您来北京，凭这条子给您免费再捏一张。

这个领导在中央党校就把这故事讲给胡耀邦听了。耀邦同志就说，我们的青年人还是很不错的，积极向上，没变修。后来就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跑到广场上，给我们这些照相的年轻人做了一篇报道，是头版头条。我现在还记得那篇报道，因为每个人都把报纸剪下来贴在镜框里。报纸都肯定了，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尾巴呢。

但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也不意味着就是社会主义的青苗。我肯定得找个单位，因为单位能分房子，看病能报销，老了有退休金。广场上的钱再多，也没个名分。那时候说一个人没单位，就好比说这人是盲流，比抽大麻的名声还差一些。后来北京市让各单位想办法消化回城青年，我看中了国际邮局。原因很简单，国际邮局可以送信去国外。当时的中国，能出国的估计只有中央领导了。

1981年的春天，我在首都机场邮局，整天看着零零星星起降的飞机，盘算着我的未来。我1979年底到机场邮局工作，那时候中国民航为了给国庆30周年献礼，修了新航站楼（就是现在的1号航站楼），北京市邮电局国际局在这里设了分局，我的工作是修理各种设备。

我喜欢单位里的一个姑娘，但我是个腼腆的人，一来二去，这事儿就吹了。两人还要坐一间办公室，对年轻的小伙子而言，实在是个挺折磨人的事儿。我就盘算着怎么能离开邮局。可那个时候，我和我周围的人，就是社会主义的砖，只要被砌在那里，基本上就生根开花，是挪不动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考大学。这属于体制内流动，组织上也奈何不得。我就报考了广播学院的摄影专业。我有在天安门拍照的底子。

我少年时代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延安。我1976年高中毕业，一直想去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革命圣地延安——插队，但我的父亲不让我去。父亲又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因为去延安才是政治正确，于是父亲就说我身体不好，让我回山东老家先跟贫下中农学习一阵子。挑了几个月大粪，我就回北京做待业青年了。我还偷偷做过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北京知识青年赴延安小分队”，这是用拣来的一面国旗改的，我自己喷的漆。

我偷偷做过两套高考卷子，觉得不难，自己能考上，但总觉得自己没必要上这个大学。等到想离开邮局的时候，才发觉大学是我唯一能走的路，简直是被逼着上大学了。邮局的工作别人都挺羡慕的，我觉得自己该离开这里了。报考大学要单位领导签字，我总觉得领导没那么容易就答应自己。趁领导夜班的时候，给人送了两瓶酒。

要是当时领导不收的话，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送礼在当时还是很忌讳的，好在领导没说什么，我心中暗喜，觉得这事情有戏。次日，领导就签字了，还拍拍肩膀说你好好考，很是祝福了一下。

高考成绩出来后，分数比重点线还高20多分，想着自己的录取没问题了，买了一脸盆的黄桃，给大家分着吃。因为喜事总要发糖或者吃水果，我们邮局，那个夏天吃了好几顿桃子，都是我用脸盆洗好端进来的。我开始收拾自己被褥，打包行李，即将赶赴遥远的高碑店地区。我眼前的人生，突然像飞机跑道一样宽阔。

通知书却迟迟没有来。我本来以为是邮局出了岔子，但自己就是邮局的，查了半天，发现通知书还没有发出。9月1日就开学了，这都8月25日了，我就急了，坐了两小时的公车去广院问个究竟。一位接待我的老师，想方设法打听到了原因：因为你张步兵有癫痫，所以不能录取。

我一下子蒙了。还有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么？广院招生的老师说，你的分够了，我们也调档了，但是档案里有一张北京安定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你有癫痫症。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规定，这是不能录取的。档案我们也退回去了。

在21岁那年，我用了大半年时间，跟自己的档案死磕。这是属于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我从未见过一眼。传说中的档案，让我比别人多花了一年时间。

我是个很较真的人，一定要弄个究竟。在北京炎热的8月里，我开始为了自己的“癫痫”奔波。答案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是父亲当初不想让我去延安，找了熟人，托安定医院的医生开了这个证明，塞在档案夹里。父亲当时在北京公安局工作，办这点事情，还是不成问题的。我愤怒之后又镇定下来，怎么才能消除这张诊断证明对他的影响。

癫痫是这样一种病，在发作的时候，才能证明有。但在不发作的时候，不能证明其无。这是个很操蛋的事情。我不能坐等癫痫发作或者不发作，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甚至我还是个头脑聪明手脚麻利的有为青年。父亲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当年伪造了诊断证明。

我找到二十五中的老师，请老师写一个证明，其内容是该生在校期间，从哪年到哪年，期间没有癫痫发作的情况。这还不够，因为高中老师证明了，并不意味着初中就没问题。我得找齐从1967年到1982年间，所有的老师和领导，请他们一个一个写证明信，证实自己的清白。我当时有点一根筋，就是要证明给招生委员会的那些人看。

这个工作其实并不简单。我小学二年级转到北京，二年级到五年级所有的老师都写了。后来是初中老师、高中老师、街道居委会大妈、邮局领导。每个人都开了我没有癫痫症状的证明。后来，安定医院还找了几个权威专家，推翻了当时的诊断证明。我拿着厚厚一叠材料，满怀信心地去了北京市招生委员会，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开学半年了。

招生委采信了这些资料。我现在是个正常的人了。档案这个东西，说是自己的，但总是别人在看，而且自己还从来碰不到。我现在很想知道，自己那个躺在中央台人事处的档案袋，是不是比别人的要厚一些？招生委无法让我入学，我必须重新考一次。1982年秋天，我以比重点线高出40分的成绩，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学习。那一年，我22岁。这个专业的年龄限制是23岁，我长长地出了口气。

考上大学，学的是摄影

82级摄影专业的学生，如今多数都是地方台的台长或者中央台的部主任了。我这个当年的班长，是这一级学生的老大哥，我带他们去海淀的高校拍照，搞勤工俭学。除了班费之外，大家还有钱来挥霍。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钱的重要性。宿舍楼里就有人泡了方便面加两毛钱卖出去。

1986年的时候，我进入复外大街2号的广电部大院。这一干就是20多年。我进入中国第一个深度电视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并以之为基础，和另外的同事一起创办了《焦点访谈》。1996年5月，我成为《新闻调查》的第一任制片人。

我这个曾经在天安门摆摊的年轻人，梦想的起点，就是天安门前的那架照相机，那时候，我想有个单位，1981年，我有了，并一直在单位里到今天。

1996年，成为《新闻调查》的第一任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