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有自己的梦想，就是像她的姐姐，也就是我母亲一样。成为城里人，他做到了。舅舅现在没有梦想了，把日子一天天过去，也就是了。他是个普通人，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倒是经常被时代的大潮冲得东倒西歪，七荤八素，外面的世界他了解，但经常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国家如此迅速地变化，使他跟不上趟？

文/王小山

舅舅今年55岁，老不算老，小也不算小。我最羡慕他的是，他就像海因里希伯尔笔下的那个渔夫，无所事事地在沙滩上晒太阳已经超过15年了。

那个渔夫，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伯尔是这么写的：一个百万富翁，到海边度假，见一渔夫无所事事，便问，你为什么不去打渔？渔夫说，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一天就撒三次网，捞到什么算什么，够吃够喝了。富翁说，如果你撒四次多好，这样就会逐渐有了积蓄，然后就可以开一个渔业公司，赚很多钱。渔夫问，然后呢？富翁说，然后你就可以无所事事在沙滩上太阳了。渔夫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这样啊。

不过舅舅和渔夫不同，渔夫每天还能撒三次网，晒太阳固然没问题，但他连渔网都没有了，他是沈阳铁西区最早的一批下岗工人。

舅舅原本在乡下，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比我母亲小15岁，我母亲是他们那个村子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1957年到城里读书。舅舅就在家里帮姥姥姥爷做些农活，舅舅10几岁就是全劳力，身强体壮，是村子里最能干的人，每天都算10个公分，当然，他们那个村子，一个公分不到一分钱，也就是说，一年下来，舅舅拿到手的，也就几十块钱。我后来放寒假去姥姥家，其他舅舅（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家族，这些舅舅都是我舅舅的堂兄堂弟）说起舅舅来，甚至夸张地说，200斤的米袋子他能很轻松地甩到肩上扛走。舅舅后来去当兵，三年后复原，由于在部队入了党，理所当然地成了大队书记（谁还比他能干呢？）那个时候，他20岁左右。

大概是1974年，舅舅成了大学生，就是后来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这种学生由所谓贫下中农推荐，村子里的优秀人才，或者说人缘好的，或者领导觉得好的，可以不通过考试直接到城里读书。其实舅舅是去沈阳读技工学校，但村子里的人不管这些，一概以大学生呼之。事情很是奇怪，中国政府一度认为城市里的人太多，都在吃闲饭，便动了脑筋把所谓的"知识青年"赶到乡下去，还动员那些从乡下到城里工作的人回到原籍——我姥爷的三弟，我称为三姥爷的，本来在沈阳做工人，听了政府的号召回到乡下种地，便世代留在那里了，他的大儿子，我也叫舅舅的，长大后遇到1977年恢复高考，但仅以几分落榜，目前依然留在老家种地——同时又搞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名目，给乡下孩子进城读书工作的机会。

舅舅毕业后，被分配进了沈阳铁西区一家巨大的军工厂，该厂的厂名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号称对外保密，因为这个工厂专门为飞机生产配件，当时是沈阳最被羡慕的工厂之一。

舅妈和舅舅一样是工农兵大学生，不过她读的是正正经经的本科，学她从来没见过没听说过的该死的外语，毕业后到沈阳一家大学工作。舅妈的成绩教外语是没可能的，只好到图书馆做管理员，现在也评上副教授了。我喜欢舅舅和舅妈，舅妈是模范妻子，模范母亲，模范亲戚，不过她老人家的副教授头衔，我怎么看怎么不像，所以现在我和人打交道，收到印着教授副教授等头衔的名片，便会想起舅妈来——如果评选做菜好吃的家庭主妇，舅妈入围是毫无问题的，当然。

舅舅一家，舅舅、舅妈和表妹，当时住在不到20平米的平房里，大概大部分铁西区的工人都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舅舅刚下岗时，我路过沈阳，看到过他家里的窘状。舅舅无事可做，舅妈便从学校找来打印试卷的活给他做，使用的是老式中文打字机，种种的字盘摆满了他的四周，看那样子，仿佛他一个人在经营一家老式作坊，不停地将字盘搬来搬去，每打一个字，都会发出卡塔一声脆响，节奏感很强，但那节奏慢得像老式舞厅的音乐，一天下来，他只能打出两张蜡纸，每张蜡纸舅舅能得到两块钱手工费，那是1990年代初。

舅舅当时跟我说最后悔的一件事，是自己的选择。进了工厂后，由于踏实能干，和在乡下一样，他很快受到了领导的赏识，机会便来了。领导说，小伙子不错，现在有两个岗位需要人，一个是车间党支部书记，一个是拉货的司机，看看你喜欢做哪个？

年轻人要求进步，舅舅没多想，便选择了前者。后来他的说法是："他妈的，当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做司机比起来，好处是可以脱产，不用干重体力活了；一样的是最后都下岗了；坏处是司机下岗后还能去开出租车，我除了养一身肥肉，什么都没剩下。"当时没有这个词，如果搁现在，那个时候的舅舅就是个"愤青"，哦，不，"愤中"。

再次见到舅舅，他已经脱离了铁西区低矮昏暗的平房，搬到五里河附近一个相当不错的小区内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表妹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自己的房间，那间客厅大到唱歌会有回声。这是舅妈所在大学的分给她的宿舍楼，靠着舅妈的副教授头衔，舅舅摆脱了他曾经引以为傲但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铁西区。这时的舅舅，爱上了卡拉OK，别误会，你就是请他去卡拉OK厅唱个通宵他也不会去的，他花不起那个钱也受不了那个罪，他自己买了个功放，对着电视屏幕自娱自乐，经常。

现在的舅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天大致是这么度过的，吃了早饭后，骑上自行车，到铁西区他的老朋友们那边，打上一天五毛钱一注的麻将，输赢在20块以内，直到天快黑了，再骑自行车回家，吃完了饭，看几眼电视，然后睡觉。表妹已经出嫁，舅舅每天更有时间无所事事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当然，这是在没有NBA比赛的时候，舅舅早在姚明去美国之前就开始看NBA了，我是体育记者，但跟他侃起NBA来，就像一个婴儿面对一头大象，只有听的份，完全插不上嘴。舅舅对所有的球队和球员的历史、现状都了如指掌，甚至对10年前最烂的球队替补球员的年薪都完全门儿清。某网站听说过这个老NBA迷，曾经动过请他撰写专栏文章的念头，但终于他毫无名气而放弃。但不知道为什么，听舅舅说NBA，我脑子里想起的却是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

舅舅有自己的梦想，就是像她的姐姐，也就是我母亲一样。成为城里人，他做到了。舅舅现在没有梦想了，把日子一天天过去，也就是了。他很现实，退休金刚刚够他生活，不现实也没别的办法。

我的舅舅，他是个普通人，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倒是经常被时代的大潮冲得东倒西歪，七荤八素，外面的世界他了解，但经常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国家如此迅速地变化，使他跟不上趟？

我偶尔在想，如果舅舅从来没进过城，一直在乡下过日子，会不会更好一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我就忍不住这么想。

“文革”前，武汉地区的正规大学就有24所，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北京，可是没我的份儿。省直机关更别想了。可是，“下边”师专的凭什么可以进省直机关呢？虽然心里当即涌起这些不解与不平，可我一声没吭，拿起派遣纸怏怏出了门。一个农民的儿子问什么问？！

文/鄢烈山

1982年，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些“文革”后考上大学的“七七级”、“七八级”毕业生来说，最重要、最关心的当然是工作分配了。如果说读大学是“待字闺中”，这一年他们就是学校必须“出嫁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虽然这一年（春与夏）毕业的大学生确是“天之骄子”，毕业生总量以及由于十多年正规大学停办（凭手上的“老茧”厚薄招生的“工农兵大学生”不被社会承认）的断层效应，他们比如今的博士毕业生还要珍稀。但是，具体到个人，工作分配还是有天壤之别的。诚如“封建包办婚姻”，也并非乱点鸳鸯谱，要讲门当户对，也要有媒妁牵线搭桥，也有父母乃至本人的“相亲”。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北大的毕业生、北京户口的，很容易分到中直机关，一提干就至少是处级；而分到县城，你一辈子能爬到科级就算混得不错了。

我上大学前原是教师，政策规定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我们的毕业分配去向一般也是学校。同样是到学校，起点也有天壤之别。我的同学有不少分在大学，以后在职读博、当教授；也有分回工厂子弟学校或县市中学的。

毕业分配之际，我本是有志于“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为此特意在毕业自我鉴定栏写下了“专业思想强”的话语。如意算盘是：既然“文革”荒废了我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最佳求学年龄，做科学家的童年梦幻早已破灭，既然念了师范大学，那就死心塌地当一辈子教师；到大学里当个老师，边工作挣钱养家边读研，以后做个把教授有何难哉？但是，我却被分到了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从北京回湖北待分配，我们几个中文系同学被安排在武昌昙华林湖北省教育局招待所等候消息。开头两天，我的心情尚好。这地方位于蛇山中段，环境幽美，解放前后都办过大学，省教育局教材教法研究室和教育报刊社设在这里。上大学前在沔阳师范学校当老师时，我被借调到这里编过小学课本。故地重游，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中专生，不免有几分欣慰。但很快就感到势头不对，听说我们北师大教育系和心理系的同学分到了华中师院，历史系的分到了武汉师院，而我们北师大中文系的四个同学，本只有我和孤儿出身的张国群住在招待所里候着。李卓文上大学前就已结婚，妻儿都在农村，他迳自要求回了老家宜昌地区，而要“下去”是很容易的。金长清据说老家是武汉，“投亲靠友”去了。我与张在招待所里一筹莫展。

终于，湖北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通知我们去拿派遣通知书。怀着听判一样的忐忑心情，找到了那栋办公楼。我佯装不在意却偷偷注意在我前边开出的那份派遣书：XX（地区）师专的，去向是省XX局。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紧张地盯着将给我写什么。 “武汉市人事局……”

完了！正规大专院校没有我的份了。“文革”前，武汉地区（与行政区意义上的武汉市是两个概念）的正规大学就有24所，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北京，可是没我的份儿。省直机关更别想了。可是，“下边”师专的凭什么可以进省直机关呢？虽然心里当即涌起这些不解与不平，可我一声没吭，拿起派遣纸怏怏出了门。一个农民的儿子问什么问？！

后来听说，省毕办是很看得起北师大的，所以并没有让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把我们中文系三人都交给了武汉市。金长清分到了武汉市文化局。张国群分到了武汉市供销社党校。他哪里愿意进党校？虽然解放后北师大有中共党员才能留校任教的革命传统，我们几个湖北同学都不曾想过要入党以创造留京资格。张国群宁愿回老家孝感地区去。他进了《孝感日报》；后来海南开发，他第一批跑去，参加创办《海口晚报》。　

且说我被分到武汉市人事局，毕办的人又叫我等着。等到什么时候？等通知。于是，我就住到了位于武汉市青山区青山镇的岳母家里，隔两天跑一趟汉口（坐六次公共汽车、两班轮船）。

这一回，我没有“坐以待毕”。

我主动问毕办的人：“江汉大学要人吗？”江汉大学是武汉市政府文革后创办的一所职业技术专科学校，有文秘系、社会学等系。答曰：“只要研究生毕业的。”我知道他纯属胡说八道。小姨子就在那学校读书，那学校的老师哪有什么硕士、博士？“工农兵大学生”倒有。华中师院毕业生也有。但我更明白，你驳斥他，只能惹他反感，对你不利。

又问：“《长江日报》（市委机关报）要人吗？”回答是《长江日报》也不要本科毕业的。那时我真傻，太依靠组织，没有自己去报社问问。到1986年春我调进长江日报社旗下的《武汉晚报》，这才知道，从“文革”中到1986年（及以后几年），进长江日报社有个电大、函大毕业的学历就不低了！

至于市直机关是否要人，我根本没问，免得遭白眼。

我在岳母家干着急。岳父从乡下回家，决定打破不求人的惯例为我去找找关系。他是南下干部，解放初是武汉市学联主席，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某还是他发展的团员呢。但他自觉心太软搞不了政治，50年代中期就主动请缨到武汉市郊区洪山区的一个公社里当农村干部去了，时任公社副主任，还有几个老同事老部下愿搭理他？他一反常态把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隐约有当年学运领袖兼南下干部的风度，顶着烈日出发了。找的是他的老同事、市电视大学的Y校长，答复是那里不要人。据说他还找过他的老上级、时任市城建委主任的孙伯伯，孙伯伯表示爱莫能助。难为他老人家，一生清高，竟为小婿折了两回腰。

大约分到市里10多天后，我与放暑假从沔阳县回汉的妻子一起去打听分配结果。没有结果。耐心等待吧。

第二天，我便回沔阳老家看父母去了。去他娘的，工作总会给一个的，中学老师跑不掉，书也没白读——不然怎能从县城到省城？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剁吧，谁叫我是乡下人呢？

回汉时，我已被分配到武汉市青山区人事局。武汉的青山区颇似北京的石景山区，后者因首钢而建区，前者因武钢而建区，故又名“红钢城”。从前那块地方叫“蒋家墩”。尽管青山地区的武钢人以“副省级”单位自大，连武汉市委市政府都不放在眼里，但在“正宗”的武汉人眼里，那里永远是乡下。那时候从“红钢城”到汉口赶上了轮船也得坐45分钟才能上岸。池莉的获奖小说《烦恼人生》写了一个汉口人赶车赶船到武钢上班的经历。汉口人哪里愿意吃那份苦？

青山区人事局对我倒不错。大约因了我是建区以来第一个被分配到区机关的正宗大学毕业生。他们问我想到哪个部门，让我在区委宣传部与区政府办公室之间选择。我选择了后者。在党政首脑机关当然好处多多，比在大学当教师实惠——1983年初，区人事局就把我妻子从县里调回了武汉，而且安排在当时奖金最高的市政建设管理局。这是后话。

那么，1982年我的梦想是什么？是公平竞争，自主择业。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以后，我从政府部门“跳槽”到了长江日报，1995年又从长江日报“跳槽”到了南方周末。2003年前后我又有一种强烈的“跳槽”冲动，想进北京，想进大学教书；可惜已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大好，离不开“铁饭碗”的医保福利。